为了迷惑苏联人的注意力，希特勒故意制造了种种假象，散布谣言。他把他的部队东移说成是要进攻英国。为此，德国出版了许多英国地图，军队里都配备了英语翻译，甚至还制定了进攻英国的所谓“鲨鱼”和“鱼叉”计划。
在这些谣言和假象的掩护下，5月下旬，德国铁道部门每24小时开出100列军车，在短短的两星期内有47个德军师，其中包括28个坦克师和摩托师被运往德苏边境。
与此同时，德国却仍和苏联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满载着苏联粮食、石油、矿石和各种物资的火车，仍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
整个苏联都被蒙骗了。6月14日，苏联塔斯社发布一则消息：
“根据苏联方面的材料，德国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打算撕毁条约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
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首领召开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布置了全面进攻苏联的最后细节。
6月初，各边防部队都大量报告了战争临近的信号。根据各集团军军事情报机关的资料，德国人在靠近苏联边境地区的活动越来越厉害了。
6月6日，边防部队总部发布公报说，在苏联边境附近大约集结了100万德国军队，在波兰领土上集结了8个德国集团军。整个边界的气氛都证明战争已经临近。
卡累利阿地区，边防战士发现在国境线对面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军官。德军在波兰境内建立起大量的瞭望塔。
6月17日，德国侦察机在波利亚尔内的北方战线的主要上空进行低空飞行。高射炮兵可以看见飞机上的字符号。但是，炮兵们无动于衷，一炮未发。
在西部边境第86边防部队的防区，苏军逮捕了一批德国特务，据他们交待说，他们越境的目的是炸毁斯托尔勃策、巴拉诺维奇、奥西彼维奇、利达—莫洛捷奇诺、卢尼涅茨等地区的铁路路基。
6月18日，苏联一个边防分遣队的指挥员打电话给自己的军长费久宁斯基上校说：“有一个德国士兵刚才跑到我们这边来。他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但我们不知道是否应当相信他的话，他谈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在边防分遣队指挥部，费久宁斯基见到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德国士兵。翻译说，这位士兵在喝醉酒时打了一个军官，因为怕被枪毙才跑过来的，他告诉费久宁斯基说，战争很快就要开始，6月22日清晨4点，德国部队将沿着整个德苏边境发动进攻。
看到对方将信将疑的样子，这个年轻的德国士兵着急了，他说：“上校，到6月22日早上5点钟，如果您发现是我骗了您，那就把我枪毙！”费久宁斯基见他这样说，便毫不迟疑地立即把情况转告给第5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将军，这位将军衔着烟斗懒洋洋地说：“没有必要相信这种挑拨，也没有必要使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因为那样会搞成一场虚惊。”费久宁斯基仍然坚持要加强防备，波塔波夫将军见拗不过这位上校，只得同意调两个团靠近边界，并从靶场上调回一个炮兵团。在第87边防支队的地段上，苏军又抓到了一个德军特务小分队。据他们交待说，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破坏火车和在卢尼涅茨车站上造成阻塞，以利于德军轰炸。
6月19日，苏第87边防支队又抓获了6名德国间谍，他们准备潜入扎热卡纳的格鲁多地区，试图在那里的森林里建立秘密基地，以对比亚威斯托克和沃尔科维斯特地区进行侦察，并在战争爆发后，组织占领和破坏桥梁。 6月20日，6架载有重型炸弹的德国飞机飞越了苏联西部边境。列宁格勒军区收到了关于芬兰部队在边境集结的情报。 苏军在第87边防支队的地段抓获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敌特小组。小组成员供认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德军占领比亚威斯托克—契日铁路位于那累夫河上的桥梁和比亚·威斯托克—别尔斯克间的两座公路桥。 6月21日晚上10点，希特勒通过广播向全体参战士兵发表了文告，当晚11时德国74步兵师222步兵团士兵阿利夫列德·利斯科夫越过利沃夫地区的边防线跑到苏军边防哨所。 他是一名捷克共产党员。他告诉苏军第4警卫部司令说，6月22日凌晨4点，德国军队将发动进攻，德国炮兵部队已进入发射阵地，步兵已经出发。这个情报立即被报告给了乌克兰军区边防部队首长，还通知了驻守卢茨克附近的部队司令部及驻守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师师长。 这个情报最后传到朱可夫那里，当时他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个逃兵是德国将领们送来的，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这样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奥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6月22日零点30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最后终于下达了武装力量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部队只剩下180分钟时间了。由于通讯设备遭到破坏，一些军区得知第—号命令的内容已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了，也有些人永远也没有得知这一命令，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已经牺牲了。 这一命令既不明确，且又具有矛盾性。它只是说，袭击可能从挑衅开始。苏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命令反映了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的估计不足。它用“可能”来指望战争会得以避免，这“可能”却麻痹了那些本已丧失警惕性的军官。当时，许多苏军军官对命令的理解是：如果敌人进攻我们的国土，不受挑衅也不开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