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军由于20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同弱敌交战，常常轻易取胜，从而产生骄傲情绪，自以为无敌天下，放松了陆军现代化的进程。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用很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胜利就会唾手可得。然而，以往那些拚刺刀式的战争充其量不过类似于18、19世纪西方国家征服殖民地，一般来说，对手的军事素养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劣，日军凭借稍好的物质装备和优良的单兵技术便足以取胜。
此外，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更侧重于发展它的海军，为此耗费了巨额资金，但日本有限的财力和薄弱的基础技术力量不允许同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1918至1931年为例，海军的预算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为陆军的两倍。此长彼消，陆军建设不得不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20、30年代，日本陆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出现了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即过份夸大人的体力、精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迷恋于用士兵的近身接战和白刃格斗战胜对手，但同时却漠视军事技术的更新和战备物资的保障，刻意贬低武器因素，试图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不足，以拼命主义代替科学指导。天皇制军队本质上封建的意志主义造成了他们对物质数量的轻视，甚至以“大和魂”万能来否定事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比如绪方胜一大将就认为：“吾人纵使不幸未得精良之兵器以供使用，日本军队以前所成就之胜利乃成就于吾人精神上之道德力量，吾人对于天王之忠诚，吾人之爱国心及高尚纪律。”荒木贞夫大将也宣称：“（日军）真正使命系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不足非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之事。”类似于“数量要用训练来抵挡，钢铁要用肉弹来碰撞”，这样的妄语在日本陆军中比比皆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仍停留在1914年以前的水平——那是一个主要依赖人力、武器在用兵上还不占很重要地位的时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人类的军事学术发生了巨大转折。在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气和冶金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飞机和坦克等高技术兵器的出现，它们很快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其重要的绝对价值”，火力已代替人力成为战场上实施突击和杀伤敌人的最主要手段。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甚至认为：“武器之良窳亦战争胜负之枢纽，胜利之秘密，百分之九十九系于武器之改进，双方之战争不过为武器之争斗，改进武器愈速，愈有胜利之把握。”显然，日本军事领导人并没有深入领会这一点。由此也很能想象，他们会对坦克这一新兴技术兵种抱有真正的热诚，同时又能表现出相应的创造力。
出现于“一战”的坦克开辟了世界军事科学的新领域，给战后军事学术的大变革带来了莫大影响。20、30年代，欧洲坦克的技术性能有了长足提高，已具有空前的机动能力，可用来突破、包围、迂回和袭击敌军的侧翼和后方，从而打破战场上的胶着局面。有鉴于此，再加总结了“一战”的经验教训，一些有识之士——如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德国的古德里安、艾曼斯贝格尔，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法国的戴高乐、米特奥斯塞，美国的艾德纳·查菲和塞里诺·布雷特——逐渐认识到：分散使用坦克或辅助步兵作战都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只有大量坦克的集群突击才能取得重大战果，同时又能对敌国军民施加强烈的心理威慑。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奔走呼吁。这一思想历尽坎坷，以后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先是被德国，继而是苏联，再后是英、美的军事当局加以接受。虽然各国的步伐有快有慢，但“二战”期间欧洲和北非战场的对阵双方大多遵循于此，建立了大编制的坦克部队，如坦克旅、坦克师、坦克军甚至坦克集群、坦克集团军等，它们构成了高速度、大纵深的机械化战争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