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慈禧力主“避战求和”。然而，对于清王朝而言，“避战”没有逃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求和”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战争的失败与屈辱中，年轻的光绪帝急切寻求自强的途径。
一
颐和园仁寿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1898年6月15日），对于慈禧来说似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春末的一天。然而，对于帝师翁同龢来说却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这一天是老人六十九岁的生日。可是，令这位已经伴随光绪帝学习和生活近二十年的老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自己的人生轨迹出现了陡然的转折。
这一天天未亮，翁同龢与往常一样，早早就与其他的大臣一起，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皇帝的召见。颐和园修好以后，慈禧时常驻跸这里，光绪帝也就必须按时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咨询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意见。前日，光绪帝按惯例来颐和园给慈禧请安，所以翁同龢等大臣们也就在颐和园留宿值班。这天，天气特别阴沉，晚春的小雨下个不停，“檐滴有声”(《翁同龢日记》)。此时，翁同龢的心情也犹如这阴郁的天气一样，难以豁然。
不一会儿，御前太监就传呼诸大臣进殿，但同时又宣布“着翁同龢勿入”。闻听此言，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当其他大臣鱼贯而入，孤零零的翁同龢依然正襟危坐在朝房外等候。宦海沉浮了数十年的老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测即将发生，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身为臣下，此时的他也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三刻钟左右，被召见的大臣纷纷退出，并从翁同龢身边匆匆而过。随后，御前大臣出来传一份罢免翁同龢一切官职的上谕，其主要内容为：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光绪朝东华录》）
这份出乎人们预料的上谕读罢，老人已是涕泪纵横。
人们不禁要问：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亲如父子，怎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上谕颁下？
师徒二人也会出现在一些事情存在不同见解的情况，但万万不到一定要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的地步，即使在开缺前一日，同僚们依然见得两人十分融洽。
“即在开缺前一日，（翁）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恰如常也。”（《蜷庐随笔》）
显然，骤然终止老人的官宦生涯并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出自慈禧的旨意。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崇陵传信录》）。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清廷戊戌朝变记》）。
二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众论不服”是工作的失误，那么“喜怒见于词色”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众论不服”，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那么，“众论不服”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众论不服”，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公车上书”
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
三
大大出乎光绪帝意料的是，对他大不敬的怨言，慈禧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慈禧在光绪帝到颐和园给自己请安的时候，竟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据说，慈禧曾明白无误地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崇陵传信录》）从史料中慈禧的表白来看，慈禧似乎并非蓄意阻挠变法。如果说三十余年前慈禧曾经同意、采纳了曾国藩等人发展洋务的建议，那么对于光绪帝所要推动的变法维新，也不应该一味反对。
首先，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清楚大清王朝正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殆局面。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危机面前，她随时有失掉显赫皇权的危险。这个在权力场上混了大半生的女人不会不明白，只要有能够巩固清王朝统治，并对加强其权力有好处的机会，她就不应该错过。因此，在光绪帝主张变法的起始阶段，慈禧并没有公然阻挠，这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地位与思维的必然逻辑。
其次，慈禧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判断得失的唯一标准就是她心中那个权力下的利益。如果变法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一定支持变法；而如果变法要削弱甚或要消灭她的权力，她必须全力镇压，哪怕付出血的代价。对她这种具有僵化的沉着、冷冰冰的权力逻辑和非常人的坚强性格的人来说，变法不过是她前台的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基于这样的原则，慈禧为光绪帝制定了变法的根本原则：“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清廷戊戌朝变记》）
也就是说，变法的前提是：
(1)“但不违背祖宗大法”，也就是祖宗的大法不能变。祖宗的大法是什么？祖宗的大法是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能变，封建的皇权不能有任何削弱。
(2)“无损满洲权势”，就是说满族权贵的利益是根本，任何变法维新都要以最大力量去满足满洲权势的利益，以维护统治的根本。
光绪帝获取了慈禧关于变法基本原则的指示之后，启动了变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当面倾听他的变法主张。
既然，慈禧在光绪帝酝酿变法的起始阶段并不反对变法，那么她又为什么恰恰在变法刚刚开始，在光绪帝即将召见康有为的关键时刻，将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呢？这不就是在阻挠变法吗？
四
慈禧支持变法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加强她的权力，她必须使光绪帝的一切行动规范在她的掌控之中。虽然，慈禧已经为光绪帝规范了变法的原则，但控制光绪帝并高度地操控光绪帝的权力她是断然不会放弃的。慈禧最为担心的是光绪帝借助变法的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至于逐渐壮大，最终脱离自己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