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动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将翁同和从光绪帝身边赶走，斩断了光绪帝的最大依靠。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三道懿旨，来控制与“规范”变法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此时，有充分把握掌控全局的慈禧，静坐颐和园，冷眼旁观，伺机而动。
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晨，这一天戊戌变法刚好推行了一百零三天。按照内务府的日程安排，这天光绪帝要在卯初二刻，也就是早晨五点半左右，前往中和殿阅视祭社稷坛的祭文。
社稷坛是皇帝们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明清时期的社稷坛位于紫禁城的西侧。在明清两代，皇帝都要在二、八月进行祭祀。此时，又是一年的八月，按照惯例光绪帝又要率领群臣前去祭祀，而在举行祭祀之前，光绪帝必须阅视礼部起草的祭文。所以，这天早晨的安排是先阅视祭文，随后处理政务。然后，到后宫向八月初四日回宫的慈禧请安、侍膳。可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以及光绪帝命运的事情就在这一天早晨发生了。
中和殿宝座旧影
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之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慈禧再次训政的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上谕档》）
谕旨的实质就是结束光绪帝为期十年的“亲政”，重新恢复慈禧的“训政”。随后，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派领袖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命步军统领衙门四处捉拿维新志士。维新变法成为非法的政治行为。至此，推行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顷刻之间被慈禧所颠覆。
慈禧为什么会在变法推行了一百余天以后断然终止？变法期间，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纠葛？
二
要想弄清楚这对“母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政治权力的归属关系。学界的共识是虽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依然掌控在慈禧的手中。那么，慈禧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把握权力呢？
1、“事后报告制度”
“事后报告制度”是指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事务的处理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是在第二天，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所做出的相关决定，必须向自己报告。我们可以认为，光绪帝对一般事务有处理权，而慈禧有监督权。
2、“事前请示制度”
慈禧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曾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满汉尚书、侍郎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任命“拟请暂照现章”，也就是依然由慈禧做主（《上谕档》）。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同龢在日记中赫然记载“昨日请懿旨”。
颐和园乐寿堂
查阅《清代起居注册》我们发现，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同住一处的时间大大多于分开的时间。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帝就要间日或几日，单程花三个小时，赶赴十五公里的路程去颐和园；慈禧也时常回城，住西苑的仪鸾殿。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城里，两人的住地都很近，皇帝每日请安、侍膳（早、晚餐）和陪同看戏。按照宫中规定，光绪帝请安要下跪，慈禧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也要跪接跪送。如此频繁的接触，使光绪帝在处理朝中事务时，事前请示慈禧并得到懿旨的允准便成为一种惯例。
慈禧通过这样的制度，对于光绪帝以及朝中事务通盘把握。可以确认的是，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器对光绪帝负责，而光绪帝要对慈禧负责。在光绪帝亲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地说是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权力约定。在此前提下，“母子”之间相处比较融洽。
百日维新期间，查阅《清代起居注册》和其他宫中档案可知，慈禧时常回宫，而光绪帝也经常来颐和园小住，重大的决策都得到慈禧的同意，包括启动变法。既然，光绪帝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慈禧允准的前提下推行的，那么慈禧又何以推翻变法？如此，慈禧岂不是出尔反尔？难道光绪帝有什么事情没有得到慈禧准许而擅作主张，从而挑战了慈禧的绝对权威吗？
三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变法前提是不能触动她的统治利益。这是她为变法所设置的底线。在七月上旬以前，变法主要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在慈禧看来似乎还可以容忍。因此，“母子”之间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进入七月中下旬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内务府的档案中记载，七月十八日，慈禧由宫中回颐和园；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计划去颐和园。十九、二十日光绪帝独处宫中。可就在这两天，光绪帝做了两件令慈禧十分震怒的事情。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二道谕旨。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颁下了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署侍郎共计六位堂官的官职；将礼部主事王照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林旭七月二十日，决定礼部堂官的署任，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四章京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们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派，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后，杨锐出任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维新变法期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得到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受到光绪帝的赏识。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维新运动时期他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七月，经王锡蕃推荐，光绪帝召见了林旭。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甲午战败，谭嗣同提出变法主张，开湖南维新之先河。经徐致靖荐入京，协助光绪帝推行新政。
光绪帝打击顽固派、公开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分明是对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这意味着改革开始朝着触动慈禧统治基础的方向发展。光绪帝为什么会如此“自作主张”？
事情的起因是，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指示官员积极建言。王照作为礼部四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而应由该衙门堂官代递他的条陈。由于王照的条陈内容多为新政，因此被消极怠政的尚书许应骙所阻隔。光绪帝知晓事情原委之后，怒不可遏，当即表示：
“似此故意抑格（阻碍），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
光绪帝的愤懑，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处处掣肘于慈禧的一种不满情绪：
1、自己虽为皇帝却没有一言九鼎的能力
此一事件中，尚书许应骙的有意阻格，是将自己的谕旨视为具文的最好明证。变法以来，光绪帝事事受制于皇爸爸，而官员们或观望或惟皇太后马首是瞻，使得光绪帝对许多变法措施都无力推行。他心存愤懑而又无计可施。
2、必须杀一儆百以寻求振作
在变法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以罢免违旨的礼部堂官作为推行变法的警示。虽然光绪帝清楚他所罢免的六位礼部堂官，均属于一二品中央大员，根据慈禧四月二十七日所发的懿旨中的规定：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应由皇太后决定，而这些大员恰恰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最大阻力。为了让变法措施得以落实，光绪帝只能挑战慈禧的权威了。
对慈禧而言，光绪帝无视她的权威而断然罢免礼部堂官，无疑是一次权力示威。
首先，怀塔布是慈禧安排在光绪帝身边的亲信，光绪帝“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戊戌履霜录》）。所以，在慈禧看来，光绪帝此举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其次，明知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自己决定，然而光绪帝竟以身试法，突入禁区，触犯天条，这是慈禧绝不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